茶画是什么？

仇英《竹院品古图》（局部），绢本设色，41.1×31.8cm，明

如今，从传统茶饮到风靡全球的奶茶，“茶”已然脱离了饮品的单一属性，化身为亚洲文化的典型代表。然而你可曾知道，在中国古代，茶与绘画也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。时尚芭莎艺术今天便带你走入“茶画”世界，一同感受它的香醇与馥郁。

一直以来，饮茶与绘画作为两种高雅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，备受文人青睐。而二者之所以会在唐朝“孕育”出茶画这一全新的艺术形式，原因之一便是它们都有着相似的文化内涵——寄托文人情思，表现自身风骨。

钱慧安《烹茶洗砚图》，纸本设色，62.1×59.2cm，清

茶画一方面以“茶文化记录者”的身份，见证着自身的发展与变迁。另一方面，它也生动地反映出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饮茶特点及审美趣味，并在后期逐步演化为一种独特的绘画符号，诠释着各个阶层对茶艺术的不同理解。

仇英《烹茶论画图》，绢本设色，明

在此，时尚芭莎艺术按照时间顺序，就其自身演变梳理各朝代茶画的审美特点。并希望透过其中异彩纷呈的人物故事，传递出茶文化在中国千百年间的不朽魅力。

杨晋《豪家佚乐图》，绢本设色，56.2×127.4cm，清

茶画之蜕变

唐 Tang dynasty (公元618-907年)
首先，茶作为一种饮品想要走进绘画之中，第一步便要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。大致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长江以南地区的饮茶之风就已非常盛行。到了唐朝，南方茶叶大量北运，形成了“舟车相继，所在山积”之景。

佚名《唐人宫乐图》，绢本设色，48.7×69.5cm，唐

周昉《调琴啜茗图》，绢本设色，28×75.3cm，唐

在公元780年左右，由中国茶道奠基人陆羽所著的世界第一本茶学专著《茶经》问世。此本著作标志着饮茶由解渴、治病的世俗之事，陡然间上升至艺术领域，并逐渐成为一种美学风尚。

仇英《松亭试泉图》，绢本设色，128×61cm，明

所以，当我们将茶美学置于当时的书画环境中便会发现，由于很多人身兼品茶者与创作者的双重身份，这使得与茶相关的文艺创作在当时达到了它的首个巅峰。这时的茶画大多承担着记事功能，用于记录唐代贵族和僧侣的日常生活。

阎立本《萧翼赚兰亭图》（宋代摹本），绢本设色，27.4×64.7cm，唐

赵原《陆羽烹茶图》，纸本设色，27×78cm，元

譬如在《调琴啜茗图》中，单从周昉将调琴与饮茶并置这一点，便可看出饮茶在当时贵族生活中的重要性。除此之外，另有记述唐太宗派御史大夫萧翼假扮商人，向和尚骗取《兰亭集序》的《萧翼赚兰亭图》。此幅作品详细描绘了当时煮茶的工具及方式，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。

仇英《玉洞仙源图》，绢本设色，169×65.5cm，明

宋 Song dynasty (公元960-1279年)

在宋朝时，茶事已然成为了极富视觉欣赏价值的美学活动，并呈现出“为赏而饮”的特点。无论是冲泡技法还是茶具的使用，与唐朝相比都更胜一筹。除此之外，为了体现饮茶之艺术表现力，许多文人茶师甚至可以利用茶汤表面的浮沫，勾画山水或题写诗词。

刘松年《补衲图》，绢本设色，141.9×59.8cm，宋

而宋朝皇室的介入正是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。当时，宋太宗赵匡胤对茶事报以极大热情，他的喜爱从侧面为茶事贴上了上层社会的“高端标签”，引得无数官员追捧。其次，宋徽宗赵佶更是在典籍、书画等多个方面，将它推向了美学巅峰。

刘松年《撵茶图》，绢本设色，66.9×44.2cm，宋

扫描二维码，

关注正版“时尚芭莎艺术”官方微博，

更多精彩艺术内容，绝不容错过！

而茶画在宋朝大致可分为两个主题——刻画文人墨客的茶宴集会和反映百姓于市井的“斗茶”景象。其中第一类，大致可从赵佶的《文会图》与刘松年的《撵茶图》中窥见一二。而“斗茶画”主要反映了当时盛行的“茗战”之风，极好地重现了乡野趣味与市民生活。

赵佶《文会图》，绢本设色，184.4×123.9cm，宋

除此之外，宋朝茶画中所体现的审美态度，正是茶文化与当时书画美学相结合的成果。茶饮“先苦后甘，回味无穷”的特点，恰好呼应了宋代茶师们的人生感悟——“始于忧勤，终于逸乐”。

佚名《春游晚归图》，绢本设色，24.2×25.3cm，宋

元 Yuan dynasty (公元1271-1368年)

到了元代，由于受到马上民族的统治，前朝精致的茶饮工序式微。茶品形态也由此前制作繁复的“龙团凤饼”逐渐向散茶过度。所以，此时有关茶的文艺创作也呈现出“低迷地自由生长之势”。

倪瓒《安处斋图》，纸本水墨，25.4×71.7cm，元

项圣谟《琴泉图》，明

这时的文人画家在茶画作品中所表达的志趣也都大致相似——身处民族矛盾的漩涡，且无力抵抗。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便是赵孟頫与钱选，此二人皆身处宋、元交界之年，且同为“吴兴八俊”，由他们所做的《斗茶图》、《卢仝煮茶图》等都是此时期极具代表性的茶画作品。

钱选《卢仝烹茶图》，纸本设色，128.7×37.3cm，元

明 Ming dynasty (公元1368-1644年)

饮茶之事在明朝发生了巨大转变。这时的文人因诸多社会原因，将其赋予了一种精神力量，并希望透过饮茶抒发自己对世界的思考。“品味各类茶种，将生活志趣寄情茶中”是这一时期文人饮茶的集中特点。

丁云鹏《煮茶图》，纸本设色，140.5×57.8cm，明

除此之外，明后期还出现了大量的制茶典籍，并将饮茶定义为“雅人之事，绝非白丁可以了解”。此外，明朝文人在饮茶时还会将茶之高洁与人自身的品性相联结，正所谓品茗即修身养性。所以承蒙各位“茶事KOL”的厚爱，明朝便成了饮茶之风的另一个高光年代。

沈贞《竹炉山房图》，纸本设色，115.5×35cm，明

而对于此时的画家来说，他们不仅延续了茶人清正朴素的人格情操，还将其带入了自身的绘画创作中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有“吴门四家”之称的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与仇英。从他们的作品中，可以看出画家在茶事中品味自我，在书画中舒展格调的怡然之态。

文徵明《惠山茶会图》，纸本设色，21.9×67cm，明

《惠山茶会图》便是文徵明独具代表性的茶画之一。它记述了画家与众数好友游历山水、相聚品茗之景。此外，其精工雅致的绘画手法更是将惠山描绘为一派世外桃源般的景象，进而表达出画家对纷扰人生的一种超脱之感。

陈洪绶《停琴品茗图》，绢本设色，76×53cm，明

清 Qing dynasty (公元1644-1912年)

当茶画走到清代，茶已逐渐同松、竹一样，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象，并与其共同反映出文人对高雅意趣的崇尚与向往。与此同时，茶画依旧以文人画为依托，并继承了前朝历代的山水写意之貌。

吴昌硕《品茗图》，纸本水墨，清

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清代茶画中以茶具作为画面主体的现象渐长。这一方面是因为清代文人的审美意识逐渐向世俗化倾斜；另一方面来说，这种十分大胆的构图方式既清雅又趣味十足，深得民众欢心。

金廷标《品泉图》，纸本设色，58×73.8cm，清

茶画中的意趣

在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中，饮茶绝对是展现自身情趣的重要途径。因为经过千百年的积累与沉淀，茶已逐渐与儒、释、道三家的思想内核相连，并传递出与传统绘画相契合的品质。

文徵明《品茶图》，纸本设色，182×61cm，明

在他们眼中，品茗之事是一种集合了色、香、味、形等诸多要素的审美过程。所以，一切与饮茶有关的意象就成了作者表达情感的途径。而茶画中“占地面积”最大的意象，便是环境。

倪瓒《闲话宫事图》（局部），纸本设色，93.4×46.8cm，明末清初

经观察可发现，茶画中的场景大多是依山傍水的室外草亭。而关于场所选择的具体宜忌，看看明朝著名文人徐渭的《密集致品》便可悉知：“茶宜精舍、云林……宜松月下，宜花鸟间。宜清流白石，宜绿藓苍苔……”

刘松年《斗茶图》，绢本设色，57×60.3cm，宋

茶画不仅对环境有着“严苛”的要求，对画中之人更是有着鲜明的刻画。放眼望去，无论画面中的人数是多是少，他们大多都是隐逸高洁的简朴墨客。此时，文人画家依然不忘将自身意趣与茶的引申义相连，着重体现其精行俭德之态。

王蒙《春山读书图》，纸本墨笔，132.5×55.5cm，元

而茶画中对于器具的描绘，则出现了“愈简”的趋势。最初在唐朝时，茶事可分为煮茶、饮茶、灸茶等工序，所用器具多达24样之多，可谓讲究至极。宋朝时大抵亦然。到了元朝，对于茶具的描绘则逐渐简化。至明清时，画面大多仅剩一壶、一杯、一茶炉而已。

吴昌硕《竹林品茗图》，纸本水墨，140×41cm，清

此外，文人画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非诗词题跋莫属。而茶画作为文人画的一部分，更加少不了诗词的加持。譬如在沈周已佚的画作《醉茗图》中，作者便引用卢仝的《七碗茶歌》与《庄周梦蝶》的典故，抒发自己的精神追求。

酒边风月与谁同，

阳羡春雷醉耳聋。

七碗便堪醉酩酊，

任渠高枕梦周公。

      ——沈周

仇英《松亭试泉图》，绢本设色，128×61cm，明

其实，茶画中最为“芬芳”的精神内涵，便是饮茶之事与文人生活间天然的默契。二者长久以来相互裨益、相得益彰，已然成为古代文人精神文明的代表符号。

文徵明《事茗图》，纸本设色，31.1×105.8cm，明

所以，通过茶画这一窗口，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不同时代古人的生活方式及思想趣旨。与此同时，通过观察茶画中古人的精致生活，也可以从侧面提高自身的审美要求，进而唤醒对美丽逐渐疲惫的嗅觉感官。

精彩回顾：

[编辑、文/赵子琛]

[本文由《时尚芭莎》艺术部原创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]